好的档案工作者，不仅要学会整理档案、管理档案、提调档案、编研档案，更重要的还要学会鉴定档案的价值，知道哪些档案有价值，哪些档案价值大，从而把该归档的文件归档。

        通过鉴定，档案工作者为社会决定了谁将在未来受到关注，谁又将在未来销声匿迹。

        上世纪90年代，某中央部委决定销毁一批档案时，有一名档案人员建议请中央档案馆派专家来看一看，如确实无价值再销毁。当时的中央档案馆派李明华同志去看了后，发现其中有不少重要的、有价值的档案，包括周总理、胡乔木、李维汉、童小鹏等人亲笔起草、批示的文件，筹建新中国政协筹备会的有关档案等，于是把这批该部委准备销毁的档案接收进中央档案馆。这次档案销毁前的再鉴定，避免了一批重要档案被销毁的悲剧发生。

        1986年前后，江苏省档案馆馆长告诉我：该馆藏有十几万卷民国江苏省高等法院档案，1980年馆里曾组织人进行过一次鉴定，结论是：销毁。但不知何因，当时并未将其立即运出销毁，而是被堆放在库房中等待。没想到几年之后，随着历史档案开放政策的实行，竟然有很多国内外学者前来利用这些档案，研究当时的法律制度、社会状态等，之前已被判处“死刑”但未“立即执行”的档案，竟成为吸引人的“抢手货”。2016年我又听说，该馆正与学界联手，将这批档案全部影印出版，彰显其更大价值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有人问我：档案工作者最大的失败是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：是把不该销毁的档案销毁掉。

        有些政策性文件，在几十年后，还会被人拿来作为凭据争取自己的利益。

        有时候，沉寂、尘封几十年的档案，会因某一契机而突然成为利用的热点，被人们争相利用。2012年，我到浙江的好几个档案馆，都见有许多利用者，我询问他们用的是什么档案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：是“户粮档案”，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供应粮食的档案。为什么忽然有很多人利用“户粮档案”呢？因为不久前，浙江出台文件，对上世纪60年代初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由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回乡人员予以补助。回乡人员要想得到这笔补助、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，就必须证明自己当初的城镇居民身份，而“户粮档案”则正好是有力的证据。因此，沉寂了半个多世纪无人问津的“户粮档案”，被政府一项补助政策激活了。这又活生生地证明：同样一批档案，今天如同一把草，明天则可能如同一块宝，暂时无人利用的档案，不代表永远无人利用。

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，我们该怎样破解档案价值不确定、档案价值认定难的难题呢？办法是三个字：“全部留”。也就是：凡本单位正式形成的文件和与本单位权益、历史有关的文件材料，全部加以归档留存。

        2014年，我到浙江阿里巴巴总部参观时，他们告诉我：在大数据时代，数据或信息不是包袱，而是财富。

档案价值认识上的几个误区

        一是误认为记事、记物、记钱的档案比记人的更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 二是误认为上级机关形成的档案比下级的更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 三是误认为综合性的档案比分别性更重要。自己过去就曾错误地认为：会计账册已汇总并完全包括、完整反映了各个记账凭据，故记账凭据可以不再留存，但后来基层档案人员告诉我，只有记账凭据才具有法律凭证作用，而会计账册却并不具备。因此，就凭证作用来讲，记账凭据等分别性的档案，其价值并不低于会计账册等综合性的档案。

我认为，对档案怀有冷漠和轻视的人，对档案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，不可能会尊重档案，不可能懂得档案的价值；重视档案价值，必须要能敬重和珍惜档案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陶家柳摘自《中国档案》2017年第10期，原题同上